原创 2018-05-07 罗同松 金炼书说

编者注：“金炼书说”刊发《长沙塘冲周氏与长沙秘密电台》后，周传弟曾孙周植提供了相关资料给小编，现编发由他提供的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罗同松2009年所写的回忆录。罗同松，1932年3月生，湖南望城人，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。曾任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、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会长、顾问。

我和周传弟有四重缘分：

一、贴邻。他的住屋与我的住屋相距直线约500米，中间没有人居建筑阻隔。

二、他是我上初小一年级至三年级时的校长。

三、他任湖南长沙第六联防区农民自卫大队大队长时，我是他的警卫（当时叫“护兵”）

四、我们不同时期却同在黄埔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 

一、贴邻

我1932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九福乡杨桥湖溪冲石壁湾，杨桥是小镇，有小火车站，湖溪冲是村。大约6岁时，见村里回来一位大官。听我的干父李炳坤常对人说，回来的这位传弟满爹是副师长，黄埔生。

周传弟回来后，无房子住，便请了至少20多位石匠，在我家附近的一处山崖上，用炸药炸出一块平地，盖了几间瓦房。那些石匠晚上收工时，许多工具便存放在我家。

往后，周传弟出门和回家，我家门前便是他必经之路，所以，我几乎天天见到他。每次见他，我都叫他一声“满爹”。他很和蔼，总是笑着点点头。有次还问我几岁了，读书了没有。

二、校长。

我家是赤贫。父亲双眼全瞎，靠着周传弟的父亲周长生行善要来的一乘瘫子轿（一间可以抬着走的小木屋）四处讨饭，我的母亲也靠讨饭来糊口。我7岁多了，听说“维新小学”开学了，很想去上学，但是没有钱。

一天，周传弟从我家门前经过，见我在玩稀泥便问：“同伢子，你怎么不去报名读书？”我母亲从屋内出来说：“满爹，我这同伢子是想读书，可是没有钱呀。”周传弟将他的手杖扬起来，连连大声说：“那要读，那要读，去吧，伢子不读书怎么行？”

大约是1939年，我7岁报名上学了，内情我说不清，可以肯定的是，我上学没有交过学费，事实上我家根本交不起学费。

我们学校挂的牌子是：“长沙县九福乡私立维新学校”，有6个年级，事实上这是中心学校，附近还有8个分校，分校设有五、六年级。我们的校长便是周传弟。在学校里，我见着他依然叫他“满爹”。

我学习成绩很优秀，可以说每学期期末考试均夺得第一名。到三年级时，作文更每次得“甲”。别的学生写一篇作文就一页方格纸，可我写一篇得4—5页方格纸，有一次，一篇作文竟写了一个作文本还不够。级任老师周楚才向校长汇报了我的情况，有一天，校长周传弟来我们教室里视察，专门走到我的坐位前，翻看了一下我的作文本，对级任老师周楚才说：“这罗同松能写，你尽可让他写，他要多少作文本就给他”。我在校三年上、下期，每期都使用了3—4个作文本。

有一天，周传弟从我家门前过，见我母亲在扫地，便主动打招呼叫道“罗九嫂，你这同伢子很会读书，要让他多读呀。”我母亲叹了口气说：“满爹，没有钱送他多读呀！”周传弟又扬手杖连说：“要读，要让他多读！莫糟蹋了这个好伢子！”

放学回家，经常与校长周传弟同道。有一次，周传弟边走边叫我：“罗同松你很会读书。要好好读书，长大了要做对国家有用的人！”

我上四年级时，换了校长，周传弟不知干什么去了。但还是经常从我家门前经过。我和周传弟住的杨桥湖溪冲，基本属于长沙市郊区。1942年春夏间，我们那里不论白天黑夜，总有日本军机低空盘旋。学校宣布停课，我初小未读完，便永远失学了。

三、护兵

大约是1948年秋冬季节，周传弟在家乡拉起了一支队伍，名称是“长沙第六联防区农民自卫大队”，他是大队长。一些年轻人参加了这支队伍，大队部设在离我家十来公里的“显圣寺”（佛庙）附近。

1949年大约是4月间，周传弟的侄子周焕章，邀我去投奔周传弟。周焕章也是我们杨桥湖溪冲人，比我大几岁，学过开汽车。听说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参加了远征军，到过东南亚国家（好像是说缅甸）作战。抗日战争后回到了家乡。

周焕章邀请我，还有周国邦等八、九个青年人。除我以外，他们都是高中以上文化，我年龄最小。我们这批人在大队部见了周传弟，周焕章和那些穿着高雅、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走在前面，都向周传弟鞠躬，我是个农民站在最后边，没有鞠躬。周传弟对前边那些人没有理采，惟独笑着对我说：“同伢子，你怎么不在家里敲嘀钟子，跑到这来做什么？”（我失学后，在农村帮人放牛、做工，也兼学一种迷信职业，即别人家死了人，我们去敲锣打鼓做道场“超度亡灵”。嘀钟子是做道场的一种小乐器。）

面对老校长的问话，我只笑笑，不好意思回答。周焕章代为回答说：“我们来您这里干事。”

周传弟说：“干事？我这是革命。”

周焕章说：“我们跟您革命。”

周传弟说：“革命苦啊，不怕苦的可以留下来。”他又对着我说：“同伢子，我不止一次说过，你学敲嘀钟子，太糟蹋了，要干大事嘛。”

周传弟问周焕章来这里想干什么，周焕章对周传弟说了我听不大懂的话：“您给我十来支枪，让我去拖（可能是说打游击）。”周传弟说：“那不行，给你枪，你丢掉了怎么办？”周焕章问：“有卫士排吗？让我们去卫士排吧。”周传弟说：“没有卫士排，有警卫组。”他要周焕章将我们这些人编成一个班，属警卫组领导。而且他当时派人将警卫组组长叫来，指着我们交代说，这个班放在你们警卫组了。

到了警卫组我才知道，这个警卫组实际是一个连，火力配备很强。前边已有9个班，我们是第10班，发给每人一支汉阳造步枪。我们去的人中，除我以外，都是有钱人家子弟，对扛步枪很不高兴，当晚就有两个人把枪交给周焕章走人了。

警卫组长知道周焕章是周传弟的侄子，他当晚来我们这个班开会，说我们这个班不编到排里，直属他领导。还说我们这个班不用站哨，不派其他勤务公差，也没有什么训练。我们这个排的任务是跟随周传弟行动。

周传弟身边有两名背手枪的护兵，他若外出行动，还从我们班派一名或多名扛步枪的人随同。我们来时9人，第一晚走了2人，还有7人，被派去跟随周传弟行动大约有四、五次五、六人，我却一次也没被派上。不知周焕章为何不派我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是周传弟的随从护兵，这是无疑的。

我们班和大队部住在一起，又没有任何训练，我显得无事可做，整天便去和秘书瞿达才聊天。瞿达才是周传弟的小舅子（妻弟），常住周传弟家，在维新学校上学时，他比我高两级，放学时经常同道，所以我们十分要好。瞿达才的办公用具是一架手推油印机。他经常刻腊板，印传单。他油印传单时，我去帮他推滚子或掀纸。有一次还和他一起出去贴传单。瞿达才印的传单，大多是革命口号，其中有一份传单的标题是：《奉劝国民党官兵们不要往台湾跑》。

有一天，周传弟他们几个领导人开会，我背着枪在会场警卫。只听周传弟说：“我们已经晚了，再不行动就说不过去。”当时社会上风传解放军快要攻长沙。周传弟的讲话，我听得明白，是要跟共产党走。

平时吃饭，我们是当兵的都蹲在地上围一圈，周传弟他们几个大队领导人是坐凳子在桌上吃饭。有一次吃饭，周传弟的桌上多了两个人，都是白衬衣，衬衣扎在皮带内。这在我们乡村，是有文化的人的装束。周焕章碰了碰旁边的周国邦，又用嘴指了指那两人说：“那是那边过来的。”我挨在周焕章旁边，听得真切，我心里明白，周焕章说的“那边”，是共产党、解放军，解放后周玉祥（我们村的，也是农民自卫大队成员）对我说，我党武汉城工部曾派人与周传弟联系过。

有一天手下人抓来一个年轻人，用绳子捆着。周传弟坐在上首中央，旁边站了许多手下人，我也在其中。据说这个人到族姓的坟山里砍了树枝。当时湖南农村有很多姓氏祖山，任何人是不能带刀具进山的。我听旁边有人说：“今天这家伙定死无疑。”是的，旁边准备了行刑的棍棒，只待周传弟一发话，小伙子准得打爬下。此时我看周传弟直了直身子，用手指着那年轻人骂道：“你真不是东西！”连着又一句：“你真不是东西！人家的祖坟山，那是你进去的地方吗？你砍人家祖坟山树枝，惊动了人家祖坟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真不是东西！你还不快给我滚！”周传弟叫年轻人快滚蛋，这对满屋人，包括我，无不感到意外。好半天，室内一片寂静。周传弟对旁边一个手下人说：“给他松开，让他滚！”给年轻人松绑的人，一边解绳子，一边对那人说：“这是周大队长给了你一条命。”几十年了，此事对我印象极深。当时我就意识到是周传弟保护了这个年轻人。

我在农民自卫大队当兵一个多月。1949年7月，周传弟宣布农民自卫大队解散，枪支上交。部队解散后的一天吃过早饭，我和周焕章起身回杨桥湖溪冲。我们去了周传弟的临时住所，他在家。他的夫人常年有病。我们去他家时，周夫人正躺西屋的床上叫“气痛”（肚子痛）。从幼年与我一起玩耍，长大的喜姑娘（周传弟的侄女）正坐在床上，手伸进被子为周夫人按摩。周传弟将周焕章拉到东屋小声谈话去了，我一个人闲在西房门外坐着，周夫人偶然和我攀谈几句。吃午饭了，桌上弄了七八个菜，周传弟坐上首，我紧挨他左边坐下，他夫人未出来吃饭。吃饭开始时，周传弟对喜姑娘说：“菜弄得太多了，以后不要吃这么好，还有好多人没饭吃哩。”

吃过午饭，我和周焕章向周传弟告别回杨桥。周传弟送我们到门外，喜姑娘送我们稍远一些。谁知这是我最后见老校长和喜姑娘。

在回杨桥的路上，周焕章告诉我，他满叔（周传弟）交代我们回杨桥筹办粮食，迎接解放军，当时社会很乱，周传弟交代我们筹粮要秘密进行。

我村里有一座谷仓，名为“社仓”，是早年周传弟的父亲周长生等行善的人筹集的大约一两千斤稻谷，准备灾年借给贫民的。借谷人不管多贫，秋后必须还回。这样，“社仓”里总保留着一仓粮食。

我回杨桥后，受周焕章指派，很快找到当时管社仓的周罗生，他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人。我客气地说：“罗爹，社仓里的谷，先不要动，切不可开仓放粮。”我是一个农村雇农，平日说话没人听，更没有与周罗生说话的机会和资格。说也怪，这一次我说话，周罗生直点头，连声说好。

这是解放军到我们村的前一个月，社会上传闻很多，周罗生定是看出了我有来头。

大约8月中旬，解放军进驻杨桥。后来才知道，四野前指便住在我们杨桥。我通知周罗生打开社仓。我们那里当时没有粮食加工厂，我通知我们村许多人，每家挑回一担谷（约100斤）推成米，前交代要将米打得白白的，送到保长那里，再送交解放军部队。这事，我们那里不少年轻人都知道。前面说的周玉祥也参加了打100斤稻谷这件事。

直到许多年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受周焕章领导在杨桥筹粮迎接解放军的，还有周佩元（女）和周玉祥，今天他二人尚健在。不过，当时我们不横向联系，只与周焕章牵线联系。

不久，周焕章由于能开汽车，参加了二野解放西南。六十年代，我回家乡见到他，他确有二野发给他的退伍证。

我参加革命后，在历次政治运动和“文革”中，都向组织交代了在周传弟手下当护兵的事。组织也作过调查，结论是我是士兵，没有罪恶，属“一般历史问题”。

四、入党

后来我才知道，周传弟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4期学生，在黄埔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我参加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在黄埔（军校内）住了7年。我也是在黄埔加入共产党的。1955年党支部讨论我入党的支部大会，正是在当今人们从影视中看到的“陆军军官学校”的 门框举行，我坐在校门右边柱子下，背靠柱子，不过，“陆军军官学校”几十个字当时已被毁。现在人们看到的，是后来修复的。我入党这天的日记，至今保留着。说起来，我与周弟是不同时期在同一个地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。他当年在黄埔入党时，绝不可能想到，几十年后，他的一个学生也在这里入党。

五、所谓“两条命案”

周传弟1950年被人民政府（当时无法院）枪毙于我们杨桥村，当时的罪名，是说他在日军占领杨桥时期杀害过两个“乡民”。

此事，不是什么秘密，两“乡民”被杀时，当时家喻户晓。其具体内情，我是知道一些的。

大约是1943年，日军占领了长沙。我们乡村属长沙近郊，粤汉铁路从我们村通过，又是山区，又是丘陵，所以社会极为复杂，有些人弄到几条枪，拉几个人，便自称司令，穿老百姓衣服，打家舍，今天这个司令来了，明天那个司令来了，闹得百姓不安。

周传弟也拉起一支队伍，名为“自卫队”，较为正规，多数官兵穿军服，胸前戴有胸章。胸章是白底，印有“自卫”两个蓝色繁体大字。这支队伍不扰民，而且，别的“司令”一听说周传弟的自卫队来了，便赶紧逃之夭夭。我们那里有新四军活动，但传闻不多。但日伪分子总是打听：“有没有自卫队？”说敌人怕这支队伍。说一下：周传弟的这个“自卫队”，与他后来在1949年组织的长沙第六联防区农民自卫大队，不是一回事。

日军修复粤汉铁路时，我们村由于在铁路边，所以驻有两个机构。1、粤汉铁路挺进纵队2、中华产业株式会社。

维持会通过甲长，派了十几个小孩，到这两个机构当差，主要是打水、扫地，为当官的洗衣、吃饭时接碗剩饭等这十几个小孩中，有我（11岁），还有许国凡（已去世）、陈谷良（现住长沙市），周受谱（现住杨桥），他们比我年龄稍大。

还有几个，记不起来了我们这些小孩没有分工，叫到谁谁就干活。

我在这里干了一年多，许多内情如今尚记得。“粤汉铁路挺进纵队”，是日本投降的一支中央军。我在师长房中搞卫生时，见他桌上的名片是“陆军少将田练江”，平时他穿军服，戴少将领章，很威风。还有一个参谋长，是上校（不记得姓名），一个杨团长（上校），一个罗大队长（中校），还有一个队长名叫王金亭是少校。平时对兵发号施令，都是这个王金亭。王金亭很年轻，长得很标致，嘴里镶着一颗金牙，办事很干脆、快捷，挺进纵队一切事务都是他张罗。还有七八个副官，最大的一个副官是上校，其余的是兵，有20多名，背长枪，其中有一个陈“上士”，背手枪，也管那些兵，挺进纵队里多是四川人。

“中华产业株式会社”，是一个日本机构，说是负责修复粤汉铁路的，但并未见他们修复铁路。

人员有两个日本人，一个名叫“高步和夫”，一个名叫“山田清”。他两人穿军服、佩军刀，但是未见佩戴军衔。还有20多个中国人说是修铁路的办事人员，基本上都是河南信阳地区人。

两个机构同住一处，同为一个伙食单位。此住处名叫“崇养堂”，是一家地主的宅子。门口挂两块牌子，左边：中华产业株式会社，右边：粤汉铁路挺进纵队。开饭时，上方一桌坐的是两个日本人，还有田练江师长、参谋长、杨团长、上校副官司、罗大队长和王金亭。下方桌是副官司和株式会社那些中国人。当兵的是围成两三圈蹲在地上吃。吃饭时，我们这些小孩都要站立旁边，为官们添饭。

吃饭时，日本人和田师长王金亭等人谈笑风生，显得十分亲密。

平日，这些当兵的轮换背着枪走了，说是“出差”，到下午才回来。原来，他们是到通往山上的几条道上“盘查行人”，实为抢劫。我曾先后亲眼见过他们押回来挑棉花的，挑盐的。押回以后，东西留下，将被抢人赶走。所以，“挺进纵队”抢劫，这在当时当地已是彻底公开的事。而这些兵每天“出差”，都是由王金亭指派的，抢回来的东西也是由王金亭处理的。

挺进纵队这些人，平日还到处乱窜，调戏妇女，几乎每个长官副官都在当地找了临时太太，王金亭便和一个叫许三嫂的妇女私通，在邻里之间是公开的。

这个许三嫂，娘家姓罗，说起来是我的一个远房姐姐，也是我和同被派到两个机构当差的许国凡的嫂子。她本来就作风不正，与一些男人勾搭。那个王金亭，原来是与许三嫂那年轻的后婆婆许福秋发生关系，后来许三嫂从婆婆手里夺过王金亭来。这个许家其他人都老实本分，但被许三嫂、许福秋闹得乌烟瘴气，成天野男人不断，简直成了妓院。

有几天，挺进队里闹翻了天，说是王金亭失踪了。地方上也特别是我家附近几家更说得多，都说许三嫂是和王金亭同时在床上被周传弟的自卫队抓走的，不久，这种说法已是遍及乡村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正在罗大队长房里为他沏菜，突然由一个陈“上士”领着几个兵，五花大绑押进一个穿长衫的人来，我一看，是瞿迪安。

瞿迪安，是周传弟的小舅子（妻弟）。周传弟在维新学校任校长，我在维新学校上学时，瞿迪安曾来校任过教。但他不是固定级任老师，好像是代课。他多数时间住周传弟家，几乎天天从我家门前经过，我和他是老熟人。

我见他五花大绑被押进来，一时吓得直哆嗦。因为就在几天前，我回家看望母亲，突然瞿迪安来到我家，（我们虽然住得很近，但此前他从没来过我家），向我详细询问了挺进纵队和株式会社的情况，有多少人，多少枪等等我都一一说了。这时他被枪兵押到这里来，会不会和我有关系？

我没见罗大队长有枪，但他有一把日本军刀。此时，他抽出军刀，使劲朝桌上一拍，鼓着眼珠朝瞿迪安问道：“你把王金亭弄到哪里去了？”瞿迪安摇摇头说：“你搞错了，我没见过王金亭。”不说？“这期间，他们一个问，一个答”不知道“，僵持了至少20分钟。罗大队长口气稍缓下来，坐着说：“你就在这里呆着，等王金亭回来你再走！”后来，他们把瞿迪安关在旁边祠堂的一间房内，关多少天，如何又放走瞿迪安，我不清楚。

王金亭、许三嫂再也没有回来，当地人都知道。挺进纵队如何散了，我不清楚。有传闻说挺进纵队的枪被自卫队缴了。株式会社的两个日本人领着那帮中国人搬离了崇养堂，住到了杨桥火车站。我和许国凡仍被维持会指空在株式会社当差，直到日军投降，株式会社撤走。我这段历史，参加革命后向组织作了交代。因为年幼，又是维持会指派的，组织上说不作为问题，那么，许三嫂、王金亭去了何处呢？乡闻传闻是被自卫队活埋了。

大约是日本投降后的1948年，有一次，我的干父李炳坤要去“显圣寺”佛庙里看望一位和尚，他们是老熟人。我随同干父一起去了。那显圣寺离我家有十来公里，距铁路有几公里，丘陵地带，是头几年周传弟自卫队活动的地盘。

显圣寺和尚对我干父说，头几年日本鬼子在的时候，他庙后的山坡上，被自卫队活埋了一男一女。活埋人是黄昏时间，他（和尚）正在菜园摘菜，看到了这一幕，女的直哭，跪地求饶，男的是个军人。和尚对我干父说，后来他叫社会人士说，那女的是我们杨桥的。

1950年枪毙周传弟之后，我对好些人说过，他周传弟杀的两个人，也不是什么好人。王金亭是投降日本的少校，是汉奸，抢劫贫民的土匪。

由于从未有组织或个人向我作过调查，上述情况，几十年来我只对母亲、干父、好友许国凡以及周传弟的侄子周焕章、周传弟的子孙断断续续说过。

（2009年9月15日于北京）